这起案件之所以引人瞩目，主要还是吴某所涉嫌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经公安机关查明，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吴正戈出于个人目的，聘请某信息咨询公司，购买跟踪定位、密拍、录像等器材，并伙同张某某等人，在益阳、长沙、广州等地，先后对多名法官及家属、律师，进行跟踪定位和秘密拍摄，获取了大量相关人员的个人信息。

　　公民个人信息是法律所保护的对象。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向他人违规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按照官方表述，吴正戈“造成严重后果”，涉嫌这个罪名应无疑义。

　　问题在于，“造成严重后果”，究竟是什么后果？从报道看，吴正戈的举报恐怕并非无中生有，他检举益阳中院执行局局长夏小鹰，赫山区法院院长谢德清、副院长王茂华、行政庭庭长曹德钦等人，在提供证据材料时，还提供了多张照片和视频截图。之后，益阳市纪委和益阳中级人民法院成立联合调查组介入此事，相关法官或被免职和停职，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接受组织调查，甚至成为系列司法腐败案被告，这些“后果”似乎都印证着，吴正戈之举不像是“有害”，反倒是“有功”。

　　就一般意义而言，对窃听、密拍、跟踪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法律不会支持和容忍。然而，法律也不会因为保护公民隐私权，而为不法官员撑起保护伞。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法官，并不仅是普通公民，更是手握公权力的官员，忍受公众“放大镜”，隐私权受限是应有之义。至于所涉家属、律师，在酌量侵权“后果”时，也应放在监督语境下，而不能剥离对待。当初，立法之所以将“情节严重”作为“门槛”，一个重要目的，也正是为了防止范围扩大，戕害公众监督。

　　翻看历史，大凡类似“举报者”，亦鲜有“牵连”受罚者。2013年8月，被称为法官之耻的“上海法官嫖娼案”，陈雪明、赵明华等5名法官落马，受到党纪政纪严肃处理，就是为上海某公司负责人倪某偷拍所引出。而怀有个人目的的倪某，也未曾挖出什么罪名，被“秋后算账”。

　　吴正戈案该何去何从？一言以蔽之，就是让犯罪的归犯罪，检举的归检举。让犯法者独领其罪，让举报者不受他罚，如此，方为正义的原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