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5-6-27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   黄苇町

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但要问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社会反响最强烈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党中央以“八项规定”为突破口， 强力纠风、高压反腐。2013年初的中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欢迎，但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疑虑。在2013年第七期《求是》杂志上，我曾写到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有 “五怕”：一怕中央的好政策落实不到自己身边；二怕纠风包括“八项规定”最后也变成一阵风；三怕我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四怕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五怕特权难以真正触动。现在看来，我们党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兑现了“取信于民”的诺言，而且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正如总书记所说，我们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因此有国外媒体称，当前中国的反腐败，是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反腐败斗争，我觉得说得非常到位。

但也必须看到，近些日子党内和社会上一部分人中也出现了新的“两怕”:一怕在经济下行时反腐和纠风的力度太大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二怕腐败越打越多、越打越“大”会影响党的形象，动摇执政资格。因此，正确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非常重要。

一、科学认识形势，坚持高压反腐

从一些经济社会的表象看，这种担心并非无源之水。据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去年公布的数据，2013全国680家5星级酒店的全行业营业额同比下降25%左右，其中的餐饮、会议收入下降将近20%，出现大面积亏损。但这也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这些行业的生意火爆，很大一部分是建筑在畸型的公款消费之上的，是对属于全体纳税人的公共财富的虚耗。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能靠公款支撑起这些行业。如果靠放宽公款消费标准来“救市”，无异于一个人靠喝自己的血、吃自己的肉来解渴和充饥一样。因此，根本的办法还是通过落实“ 八项规定”形成的倒逼机制，促使这些行业和企业的市场化转型，把过去主要瞄准集团购买力转向社会购买力，努力拉动起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来。现在高端烟酒茶降价促销，有的从100%的暴利降到30%甚至20%以下。而搞经济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对一般的行业和企业来说，有20—30%的利润率已经非常难得了，这才是一些暴利行业向正常市场的回归。而由公费看戏支撑起“半壁江山”的演出市场,随着企业赞助和公款购票的急剧减少，请“明星”走穴少了，票价也更加亲民。还有公款出国出境变相旅游少了，而居民自费出国出境旅游大增，海关出入境总人数仍持增长趋势。而与高端消费场所营业额下降相伴随的，是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三公支出”的急剧减少。2013年中央国家机关“三公”经费减少35%,31个省份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与此同时，当年中央预算对民生的投入明显增加：教育支出增长9.3%，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1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13.9%，医疗卫生支出增长27.1%。尽管这几减和几增规模不同，不能说后者之所得就是前者之所失，但公款高消费行业的萎缩和与民生关系密切的领域得到更多资金支持、更快发展，都会促使我国的社会消费和分配结构更加合理化。

对于人们反映的干部不作为问题也要具体分析。首先，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干事的，否则我国就不可能国际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在很多方面都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但不作为现象确实比过去多了。有人讲，过去有些党政机关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变成了“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有的是因为现在不敢索贿受贿了，没好处了而不干事；有的人则是自身问题一大堆，不知哪天会被请进去，也没有心情干事。但这两种干部过去干了什么事？有的是通过雁过拔毛、层层剥离建设资金，弄出一大堆豆腐渣工程；有的靠大拆大建创造GDP、出政绩。现在我们有些沿海地区城市，每建造100万平米新建筑，往往就要拆除30-40万平米的老建筑，被拆除的大多是在正常使用年限内甚至刚建成不久的建筑，所以我国也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因此，王岐山同志说，他们不作为也比乱作为好。至于还有些担心瓜田李下讲不清楚，不敢涉足招商引资，不敢为建设项目开绿灯的人，随着权力运行的透明化、各项制度的规范化，以及对不干事者的问责淘汰机制和对廉洁干事干部的各种正向鼓励机制的形成，大多数都会很快就会改变不作为态度。其实，对于外商和国内的企业家来说，政府和官员的清正廉洁是最重要的投资环境。南亚很多国家比我们的劳动力价格低得多，他们为什不去投资？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在全世界最丰富，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全世界最高，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大学生，为什么吸引的外资和我国不是一个数量级?就因为从海关腐败、警察腐败到税务腐败，投资者“不上供就寸步难行”，有些狮子张大口的敲诈勒索，可以使企业的无形成本大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导致很多已投资的外商也纷纷撤资。我国通过反腐纠风，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了，他们投资和经营积极性也必然会大增，在华欧洲商会就多次表示非常欢迎我们的反腐。而且，高压反腐产生的威慑力，让绝大多数问题官员都不敢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搞权钱交易和挥霍社会财富了。就这一条，每年就能直接减少几千亿甚至上万亿元的腐败和奢靡之风损失，这些都不是表面的经济统计数字能够反映出来的。王岐山同志在政协会上说，新一届中央上来还不到两年，也就是说来日方长。这种成竹在胸的乐观态度，正是基于这一系列判断之上的。

二、剜除“腐肉烂疮”、才能凝聚党心人心

有人担心因为腐败活动牵连的人太多，深查下去会导致干部“人人自危”、甚至影响执政资格的问题，其实涉及对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一个基本判断问题。即使不讲我们党内集中了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最优秀分子，不讲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这两个最基本判断，谁要想搞腐败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要掌握公共权力，不接触公共权力的普通老百姓想腐败也腐败不了；二要有腐败动机；三是要有腐败机会。现在权力高度集中仍然是我们领导体制的主要特点，一个上百人的机关中，真正在人财物上有支配权的，也就那么几个人。从一些地区和行业已经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一把手经常要占到30%，涉及的其他人，也大多属于重要部门的分管领导或具体操作人员，目前检察机关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大多属于这两类人。其他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包括很多领导干部，其实并不具备腐败资格。有的人跟着喝了些“汤”，有这样那样不廉洁行为并不少见，但与以权谋私的腐败活动，毕竟是不同质的概念。当然，也不能小看这些问题，这也是总是书记强调要守纪律、讲规矩、正风肃纪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掌握重要公共权力的“一把手”和要害岗位的领导人员，一般都要经过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精挑细选，在任用和管理上更严格，这也决定了他们的平均素质会更高，更在乎政治前途，“不想腐”的也会更多。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腐败分子再多也是极少数。18大以来我们党一共打了60多只“老虎”，在在职的和十六大以后退休的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也只占一个多百分点。就是我们再打60多只“老虎”，也不过三个百分点。剜除这些“腐肉烂疮”，只会使党的形象更好，更具长期执政资格。实际上，因为一般群众距离权力的运行较远，一些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落马，很大程度上与知情的其他领导干部包括一些老同志的持续举报分不开。因此，当前的高压反腐，不仅得到广大党员群众的拥护，得到几百万公务员拥护，也得到了各级领导干部包括绝大多数老同志的支持。所谓反腐败危及执政资格的说法，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三、“横下一条心”打持久战和攻坚战

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取得很大成绩，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仍是一个基本判断。从已揭露的一些腐败案件看，尽管坊间早有议论，但有的塌方式腐败牵连面之广、有的腐败分子涉案金额之巨、人格分裂之严重，仍让人瞠目结舌，远超出善良人们的最大想象力。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什么要“猛葯去痾”? 就因为沉痾已久，不用猛药就难以好转；为什么要刮骨疗毒?就因为再不动大手术，腐败就可能深入我们党的肌体的骨髓。总书记是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出要“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葯去痾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的。而且，能否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和持久战，也是打消一些人侥幸心理的关键。去年全国共有3200名副处级以上干部报告了配偶或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国外境外的情况。对近千名在限入性岗位任职或子女不愿放弃移居的领导干部，全部进行了岗位调整。但大家都知道，这些向组织做了如实报告的，只是“裸官”群体中的“冰山一角”，至少有90%以上的“裸官”，目前还处于“潜伏”状态。他们为什么在如此形势下还坐的住？就是认为一旦“风头”过去、自己就有滑过去的可能。因此，如果我们的高压反腐半途而废，就不能彻底打消一些人的侥幸心理，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政治生态、消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而刚刚对我们的反腐败斗争燃起了希望和信心的一部分群众，就会再度感到失望，其心境甚至会比原来的失望更糟糕。因此，无论从那个角度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都是一场我们输不起的战斗。

同样，总书记提出要讲规矩、守纪律，也是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一个严守纪律的党员，也一定会严守党内的各种规矩。因为，一个党员干部只要把党和人民摆在心中最高位置，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管有没有明文的纪律规定，都会有基本的判断能力，都会自觉遵守成文和不成文的纪律。反之，如果一个达到了一定层级的领导干部，做了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却推说没有明文的纪律规定，一般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说本来就是想处心积虑地钻纪律的空子来谋取私利。与规矩对立的是在党内部分人中流行的所谓“潜规则”。包括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也包括只表态、不行动，明哲保身，对违反党纪的行为不抓不管，装糊涂、当好人等。规矩是对纪律的补充，而“潜规则”，是对纪律也就是“明规则”的破坏。要消除“潜规则”对干部的腐蚀和影响，必须把正风肃纪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

因此，纪检监察机关首先把注意力聚焦在大案要案上非常必要，这关系干部群众对我们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和信任。但到了查处违法犯罪的环节，就要及早脱身，缩短战线，把更多精力放在抓早、抓小、把住查处违纪这第一道防线上。这是别人不能替代的纪委的重要本职工作，也是从严治党的要求。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及时查处各种违纪问题、而且点名道姓地通报曝光，没有什么不良风气是不能纠正的。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抓早抓小，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我们常说要让干部“不敢腐”，但干部敢不敢腐主要不是来源于惩罚多重能把干部吓住，如果一百个干部违法犯罪，最后我们实际上只能揭露和惩处七八个，惩罚再重也会有很多人有侥幸心理。如果在违纪的阶段，我们就能及时处理上百分之七八十，即使只是给以党纪政纪处置了，也能产生很大的威慑力。因为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是很要面子的。如果被点名道姓地通报曝光处理了，有的人会认为是自己的脸皮被当众扒下来了，会感到无地自容。而一些想在收买权力上投资的人，也会认为这个干部犯错误了，政治前途黯淡了。在他们的眼里，他也就从“潜力股”变成了“垃圾股”，不会再花那么大的投资去收买他了。这样反而可能挽救了这些有人格和党性缺陷的干部，使他们不至于后来发展到惊天大案的地步。

四、围绕改革和发展加强反腐败制度建设

习近平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是新一届党中央科学有效防止腐败的主要思路。年前，中办印发了《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提出，从严管理监督干部，首先要管好主要领导干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一把手”。“一把手”处于主持工作、负全责的领导地位，做好事容易，做坏事也容易，是监督重点，更是监督难点。大量事实证明，从严执纪固然可以遏制腐败，但腐败的实质是以权谋私，如果管不住权力，仅针对各种具体的以权谋私行为订制度、发禁令，必然堵不胜堵、防不胜防，迫使我们的纪律越订越多、条款越订越琐细，而相比随着形势变化不断出现的各种花样翻新的以权谋私活动，我们永远至少慢半拍。因此，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管住权力是根本。要管住权力，限权比监督更重要。要对一把手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适当分解，有明确的权力清单和权力边界，包括要求“一把手”不直接管干部、财务和项目投资等，也包括会议程序上的末位表态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等。这即是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也是保护我们的主要领导干部，不要让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以为，搞定了“一把手”就搞定了一切，从而把他当作用糖弹密集轰击、千方百计拉下水的对象。

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还要紧密结合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总书记说，国有资产资源来之不易，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要完善国有资产资源监管制度，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特别在当前经济下行、很多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危险的情况下，一些人为了获得资金会比以往更不择手段。一方面要努力支持实体经济渡过难关，另一方面又要防范“签字腐败”可能导致的坏帐风险，是国有金融企业预防腐败制度建设的重点。还有在当前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国内企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但对海外国有资产的监管，历来是一个薄弱环节。尤其在当前高压反腐形势下，有些担心“东窗事发”的国企官员和问题老板会否搭船出海、卷款外逃，也是我们必须高度防范的。总之，只有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